“它们在那里安了家。”站在自家被野猪刨得“满目疮痍”的红薯地上，清远阳山县秤架瑶族乡茅坪村村民李建红指向山顶更远处，那里草木葳蕤。记者想上去寻找野猪窝，被村民拦下来：“别白费工夫，野猪听到人声就跑了。” 　　近日，全国多地野猪频繁出没，侵害农作物现象引发关注。拥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粤北地区，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一些村庄也常年受到野猪侵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国家林草局”）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将野猪调出“三有”名录（《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据了解，当前国家林草局已在14个省区开展野猪危害防控综合试点，积极开展猎捕调控、主动预防、肇事补偿，其中我省阳山、始兴、广宁等多个县均在试点中。 　　野猪是否已经泛滥？它的危害程度已达到什么地步？当下的“人兽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目前还没有准确数据表明野猪达到了种群饱和的状态，野猪对整个生态系统具有积极作用，当下野猪造成的损失可以考虑用经济补偿方式解决，若要对种群进行管理调控，则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 　　现状 　　种群数量增多，但并不意味着“泛滥” 　　“一到九十月份稻子熟了，成群结队地出来。”在韶关南雄全安镇杨沥村村民罗大姐的眼中，野猪已经不是什么稀奇动物，用她的话来说：在村里见到野猪比家猪还频繁。 　　“没法数，数也数不过来。”杨沥村到底有多少野猪，没有村民说得准。村民赖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的印象中，近年来野猪活动十分频繁，最多可以一次性见到十几头。“嘴巴很长，毛很长，颜色有黑色和灰色。” 　　杨沥村位于全安镇西北方向，大部分为山林地。多名村民告诉记者，近年来由于人为破坏树木现象减少，村里四周山上树木茂盛，没有了豹、老虎等凶猛的天敌，野猪得以大量繁殖，时常闯入人类的活动区域。 　　记者了解到，除了杨沥村，在肇庆广宁、封开、怀集，清远阳山、连州，韶关南雄、始兴等粤北山区，野猪活动十分频繁。 　　为什么野猪数量会不断增加？有专家表示，由于野猪被国家列为“三有”保护动物，加上猎枪被收缴，传统的围栏捕等猎杀方式被禁止，野猪得以休养生息，种群数量越来越多。 　　在王放看来，目前野猪种群数量增多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自然界缺乏能够控制野猪数量的肉食动物，二是没有人为大规模、全面地介入的种群控制。 　　“数量在增多，但并不意味着野猪已经‘泛滥’。”王放表示，目前并没有野猪数量、分布的有效数据，局部野猪数量的增多，并不能说明野猪种群已经泛滥。“野猪‘毁粮’的事情屡屡发生，很容易被渲染成种群泛滥。” 　　王放告诉记者，野猪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广泛的、学习能力也很强的物种，当自然资源充足并且没有天敌的时候，种群数量会增加属于正常现象，不能简单归功于生态环境的变好，“如果更丰富的物种整体的生物多样性组成增加，特别是肉食动物增加，才更具有说服力”。 　　隐患 　　频频下山“毁粮”，有村庄1/10土地因此撂荒 　　近年来，由于野猪种群数量快速增长、活动范围与人们生产生活区域重合，全国多地出现野猪毁坏庄稼现象。 　　李建红有两块地，一块是红薯地，在斜坡上，规模不大，但一年能有几百斤收成，今年经过野猪一轮袭击后，只剩下稀稀落落几片红薯叶。另一块在隔壁茅坪水岩口村，规模较大些，如今田地上只残留着被啃、刨、踩踏过的稻草人残骸。 　　“吃不完，也要糟蹋一遍。”在杨沥村，提到野猪对农作物的破坏，村民赖先生十分无奈，“它们经常拖家带口来到地里啃稻谷、花生，有时一次就达十多头，一块好好的地，一夜之间就被‘犁’了遍。” 　　“种了也没收成，干脆就不种了。”杨沥村赖先生告诉记者，今年6月份，村里一块30亩的花生地，刚播下种子，就被十几头野猪一夜之间全部糟蹋，颗粒无收。据了解，杨沥村全村可耕种的土地有2000多亩，如今近十分之一的土地被野猪侵扰而撂荒。 　　在清远阳山，当地村民总结了野猪三大恶行：春天拱种，夏天毁苗，秋天啃果。 茅坪白木崆村支书郑雄平告诉记者，当地的水稻、红薯、芋头等农作物，基于地势土壤原因往往种在山边，野猪从山里出来就可以直接“大快朵颐”。“相当于从自家起居室到餐厅，如入无人之境。” 　　连州市瑶安瑶族乡朝阳寨村民赵贱德今年68岁，自从他记事起，就知道附近经常有野猪出没，因为野猪的侵扰，今年家里种植的水稻、红薯、冬笋少了一半收成。 　　说起冬笋，赵贱德告诉记者，农民挖冬笋需要慢慢找，野猪却能一挖一个准。“以往每年挖冬笋能卖三四千元，这两年已经不去挖了，都被拱了。” 　　阳山县秤架瑶族乡一份调查时间段为2020年1月至今的《野猪致危损害情况调查表》显示，受损种类为玉米、芋头、花生、番薯居多，高发期为六七月份，有的村仅玉米受损量就达2万余公斤。 　　秤架瑶族乡副乡长欧小彬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今年该乡十个行政村出现野猪的情况较多，较往年出现的次数明显提高。“由于野猪大量繁殖，已经给农作物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很多野猪经常出没的地区农民都已经放弃耕作。” 　　困境 　　打不得又赶不走，“人猪大战”力不从心 　　2000年，我国正式出台“三有”名录，列入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受到保护，不能随意捕杀，野猪也在其中。为了守护庄稼，不少村民已经习惯常年与“野猪”的搏斗，但这种搏斗仅存在驱赶、惊吓的层面。 　　为防守住自家粮食，李建红下了不少功夫：放置穿着亮眼衣服的稻草人、拉上红线、让家狗看着等，然而这些做法也收效甚微，在野猪不时的袭击下，今年他损失了3000斤红薯。 　　“点燃的香柱上缠鞭炮、放置稻草人、地里插上铁锹、木桩上绑空玻璃瓶……”在南雄杨沥村，始兴民丰村，不少村民为了驱赶野猪已经殚精竭虑。“刚开始会有效果，过两天它发现摆放的东西对它没威胁，它又会回到田地里。”一名村民说。 　　如果说体型巨大的家猪是“纸老虎”，野猪则是经过沙场历练的“老狐狸”，狡猾是阳山居民对野猪的评价。 　　“打不得也赶不走。”据当地村民介绍，野猪会闻气味、避开人类路线；白天睡觉、夜里出没，不与人类正面交锋，懂得“敌进我退，敌不在我扰”；有学习能力，摆稻草人、放喇叭等威吓手段可以生效一时，但很快就被“识破”。 　　更令人头疼的是，野猪个头巨大——体长一米多，重量可达三四百斤，皮糙肉厚——“拿铁锹丢它会弹回来”，普通村民若孤身遇到，只能绕道走，寻常家犬也对野猪造不成威胁。“看见一头野猪，狼狗不敢上，土狗上去，伤（死）了3条。”李建红说。 　　“可以在田地旁修铁丝围栏。”在现场采访中，杨沥村有村民提出，可以通过修建围栏的方式实现一劳永逸，然而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其他村民否定：“成本太高！” 　　“以前作物被野猪拱了，村民还会上报到林业站或农办，但是发现政府也没有解决办法，后面就都不来了。”清远连州市瑶安瑶族乡农业农村办主任赵贵清告诉记者，一是野猪被列入禁止捕猎的“三有”保护动物，乡里不能采取强硬手段防控整治，对于群众的困扰爱莫能助；二是对于被糟蹋作物，据相关规定乡里也没有补偿措施，这不仅涉及如何为糟蹋的农作物定性定量的问题，还涉及相关资金配套问题。 　　探索 　　多地开展试点防控，实施前应进行科学论证 　　虽然上报了也没有补偿，但面对一年损失几千元的冬笋，赵贱德还是很积极跟乡里汇报了情况，“希望上面能派人过来打掉一些山猪（野猪），减少我们的损失”。 　　近年来，长期与野猪的“博弈”，让不少粤北山区的村民精疲力尽，群众不敢真动野猪，野猪也越发猖狂。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方微信号消息，国家林草局已持续推进野猪危害防控和肇事补偿。在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情况摸底调查，基本掌握了野猪致害重点地区、致害特点等情况。在14个省区开展野猪危害防控综合试点，积极开展猎捕调控、主动预防、肇事补偿。截至10月31日，全国173个受损乡镇（地区）完成猎捕野猪1982头。 　　记者了解到，广东已在韶关始兴、清远英德和阳山、肇庆广宁等地开展防控危害的综合试点。作为省防控野猪危害的综合试点之一，记者从清远市阳山县获悉，该县目前已经制定《阳山县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方案》跟应急预案，明确在全县13个乡镇行政区域内（不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区），组织开展野猪猎捕工作，狩猎对象严格限制为野猪。阳山县秤架瑶族乡工作人员透露，该乡目前已有2人报名参与狩猎，但具体情况还要等上级审核通过并培训。 　　“虽然野猪侵扰农作物事件屡屡发生，但并不意味着野猪就是‘害兽’。”在王放看来，野猪对土壤、森林更新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有积极作用，要化解当下的“人猪矛盾”，可以充分利用补偿方式，建立健全野生动物侵害农作物补偿机制。如果有地方需要紧急处置，由政府组织的狩猎队进行猎捕可能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但实施前应当经过科学的论证，比如搞清楚这些野猪的数量、分布以及充分评估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王放进一步指出，人为对野生动物开展种群调控难度很大，受限很多。例如美国在对白尾鹿的调控中，一年要用狩猎的方式打掉近600万只，才能维持平衡。“野猪和白尾鹿一样，没有明显肉食动物作为天敌，如果按照这个数量级来调控，国内受限于枪支管理、狩猎队伍组建等因素，难度很大。” 　　事实上，虽然野猪没了天敌，但也会有自己的种群调节规律，比如猪瘟也会使种群数量减少，王放提醒，对待野生动物，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管理方式应随着监测数据和具体情况不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