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煦雯 田可新　　多年前，“诗圣”杜甫经历了一次恶搞狂潮，课本中的杜甫人物插图被学生涂鸦成时而手持机枪、时而脚踩电车的各色形象。多年后，网络上再次掀起恶意讨伐杜甫的浪潮，相比多年前的形象恶搞，最近，一些网友对杜甫作品的“精神内里”意见猛然大了起来。杜诗中的忧愁喟叹被指责为纯属发牢骚，展现的皆乃自我负面情绪。杜甫甚至被称为“牢骚精”，向来有“诗史”之称的作品被斥责为个人利益的“宣言书”，如此评论着实让人惊讶不已。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曾对杜甫如此评价：“在唐代的诗人中，无疑要数杜甫的心胸最为博大，他的境界最为崇高，他的人格最为健全，他的情感最为深沉，他的眼光最为敏锐，他的感受最为细腻，他的体察最为细致。”这个评价全面而真切。欲深入了解杜甫，我们不妨沉下心来，追随他的脚步，从他的诗歌中捕捉其真实丰富的形象与品格，感受杜诗的艺术魅力，感悟传统文化的底蕴。　　在杜甫生活的不同时期，其个人心态、诗歌风格是有嬗变过程的。也许是现实主义伟大诗人的光环太过耀眼，杜甫浪漫豪放的一面鲜为人所提及，更有甚者借此大肆推举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将杜甫贬低至一文不值的境地，殊不知自身无知暴露无遗。杜甫一生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在其青年时期不乏意气风发之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皆体现了杜甫报效锅架的正直抱负及壮阔情怀。青年杜甫开启了漫游齐鲁吴越、饱览壮丽河山的潇洒生活，与李白幸会于山东时，“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既是对李白狂荡不羁精神的歌颂，亦可视作杜甫的个人画像。千古名篇《望岳》亦在此时所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充分彰显了诗人雄视一切的心胸气魄。“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以细致笔墨刻画出大宛马神峻嶙峋的骨相、尖峭挺立的双耳及凌厉奔驰的雄姿；“㧐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以灵动之笔将鹰目光锐利、捕杀猎物的神态呈现得出神入化。　　公元746年到公元770年，杜甫经历了仕途挫折、生活困窘、战乱流离，亲眼目睹底层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洞悉了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昔日建功立业的抱负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切感叹。杜甫将战乱流离中的所闻所感写于笔下，便有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在锅架危亡、社会动乱之际，杜甫笔下的诗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民生画卷，其忧国忧民的民生之叹正是千万受难百姓的声讨书，若此时仍大唱欢快之曲，那与杜牧笔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流又有何区别？　　对政局日益失望的杜甫于公元759年弃官西去，在由秦州到同谷再至成都的途中，所作的《发秦州》《发同谷县》主要采用写实笔法，叙写了奇绝险峻的陇蜀山水景观，李因笃对此有精辟点评：“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杜甫一家在蜀中的五年，尽管亦有战乱奔走、衣食短缺之苦，然大多数时光皆于草堂过着真率的生活。公元765年，杜甫作《去蜀》一诗为蜀地生活画上句点，“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一句充斥着孤独飘零之感，“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青年气概一去不复返。晚年迁居夔州的杜甫借诗歌来抒发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思考，千古名篇《秋兴八首》即此时代表作，“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通过描摹秋色渲染了悲哀萧索的气氛，引出了诗人真切的“长安故园心”，呈现了知交零落、漂泊无依的形象。　　“诗仙”李白飘逸高昂的诗歌作品是盛唐气象的产物，而杜甫经历战乱频仍、由盛转衰的盛唐、中唐两个时期，这势必造成了其中后期的作品中渗入更多的现实因素。杜甫诗中既有青年时期壮志满怀的胸襟抱负、战乱时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亦有草堂时期恬淡闲适的乡村野趣、暮年时期漂泊他乡的思乡愁绪。杜甫是一个心灵极其敏锐的诗人，叶嘉莹先生也曾多次在书中称杜甫是集大成的诗人，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作家。他擅长将目之所及与生命情感相交融，借诗歌传达兴发感动的生命力。　　“诗圣”杜甫是重锅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在其生命最后时刻作下的绝笔诗中，仍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言关心着锅架安危、百姓疾苦，如此崇高深沉的爱国情怀怎不令人为之动容。对杜甫的恶搞，有的自称是开玩笑，但无论如何，对艺术的解构与丑化总归应是有底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应常怀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