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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家具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始自对明代硬木家具的赏鉴。其先驱者,有在杨耀先生帮助下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他已经从社会政治、思想、建筑、材料等不同方面分析了明式家具的成因。还有王世襄、杨耀、朱家溍、李宗山等各位先生,他们阅古览经,寻访实测,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分类、断代及界定名词、术语的大量工作。还有美国学者乔治·纪慈(George Kates),他1948年出版了名为《中国家用家具》的专著,所收家具实例已经超过硬木家具的范畴,包括许多漆木家具和柴木家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复兴祖国文化和古典家具收藏热的推动下,研究古家具的学者和研究文献迅速增多,侧重则各不相同:有按朝代阐述数千年家具流变的,如王富瑞、胡文彦、刘森林、阮长江、林东阳、李宗山、胡德生、蒋绿荷、朱方诚、娄军委、唐开军等;有详尽分析明式家具造型、结构、工艺、风格和文化内涵的,如王世襄、杨耀、陈增弼、阎纪林、张帝树、许柏呜、余继明、刘曦卉、王叶等;有钻研中国传统家具的装饰图案和手法并归纳整理其演变过程的,如吕九芳、林东阳、马涛、行淑敏、唐彩云等;有专注于清式家具的风格与特征,分析区域风格成因及发展过程的,如张炳晨、淮安国、侯林辉、陈立未等;有潜心于少数民族家具特点及其与明式家具关系的,如李德炳、蒋绿荷、张瑞、张远群、邹联付、袁哲等;有探索中国古典家具与西方家具历史关系的,如方海、周浩明、王美艳等;有追问中国早期古典家具特点和文化渊源的,如张十庆、邵晓峰、聂菲、张彬渊、薜坤、蒋正清、叶德辉等;有分析家具艺术与其他艺术相关性的,如李伟华、许柏鸣、徐永吉、刘颖睿、王树良等。可以说,中国传统家具和古典家具的研究在20世纪后期进入了十分活跃、成果倍出的时期。被王世襄先生推崇为中国家具巅峰作品的明式家具,具有造型简练、线条刚毅、比例匀称、结构严谨、灵巧慧智、坚固耐用、风度翩翩的优秀品质,其科学性和艺术性,都已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认可,几乎每篇涉及明式家具的文章也都会提及。但这些古典家具最令人注目的品质,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古典家具研究领域一直承认明式家具继承了宋代家具的优良传统,也赞美宋代家具新颖、挺秀、雅洁。但“明式”和“宋代”家具究竟有何不同?宋代家具的形制特点有哪些?这些特点是什么时间如何形成的?又究竟有哪些特点被“明式”传承?这些问题因种种原因而没被深入深究。

宋代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很多,宋代经济、城市、生活巨大的发展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城市到住宅各级空间的发展,园林的兴盛,对外贸易、国际交流与市场繁荣的彼此呼应,各阶层对高型家具的认可和需求增长,以及家具制造成套化和批量化的倾向等等。在前辈学者中,陈寅恪、邓广铭、漆侠先生就将宋朝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认为其时代的教育、经学、科技、史学、词作散文等项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

但“古典家具”的诞生依然是模糊的。现存实物数量极少是主要的原因,对文献资料的逻辑整理也还并不全面。因此,现有的对宋代家具的研究存在不少问题。一 “古典家具”界分的问题

我国的低坐传统长达几千年,不少学者认为传统席坐是因东汉西方“胡床”的传入而发生变化。这种观点与历史事实有矛盾。因为“胡床”传入后其基于8根直材的造型与结构,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变化。史料显示“胡床”的普遍使用在于其便于携带,宋代陶谷的《清异录》称其“转缩须臾,重不数斤”,所以它对建筑和室内空间的功能、布局都影响甚微。与此相对的是佛教传入时带入的西方家具与中国传统建造方式结合而产生的混合风格家具频频出现。这显示源于宗教信仰领域的影响更有可能改变中国立足于礼制的传统习俗。所以说我国家具从“古风”向“古典”形制的逐步转化,以及“古典家具”出现的时间节点还需要研究和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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