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式家具雕刻装饰盘曲回转腾跃都是透雕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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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较为富裕,人们逐渐对室内家具的装饰效果开始重视。自雍正帝开始,宫廷家具生产是由皇宫大内造办处出样,甚至皇帝本人都亲自参与过问,尤其进入乾隆盛世,宫廷家具更是展现富裕,展现奢华,形成了清式家具装饰风格的奢华之风,并很快迅速地传入民间。

    清式家具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装饰材料,尝试一切可采用的装饰工艺,因而集中国历代之大成,汇雕刻、雕漆、镶嵌、填漆、描金、彩绘以及青铜、陶瓷、石刻和玉雕等多种工艺于一体,以达到富丽堂皇、千变万化的装饰艺术效果。清代家具装饰工艺主要运用雕刻、髹漆和镶嵌三大工艺,本文主要介绍清式家具的雕刻工艺。

    清代木雕刻工艺是清式家具采用较多的重要工艺。清代的木雕工继承了前代日益成熟的技艺,又借鉴牙雕、竹雕、石雕、漆雕和玉雕等多种工艺手法,逐渐形成了雕刻的刀法严瑾、细腻如微的独特风格。

    木雕刻工艺有浮雕、透雕、圆雕和线雕等。浮雕是在木板面上雕出凸起形象的一种工艺,因凸起度不同分为高浮雕、中浮雕和浅浮雕3种。透雕是在浮雕的基础上,镂空其背景部分,有的单面雕,有的双面雕。圆雕是完全立体的雕像,家具中只用于局部,如衣架横杆两端、镜台围栏立柱上端等处,前后左右各面均须雕出,一般无背景,有实在的体积,可从四周围任何角度欣赏。线雕指的是阳刻和阴刻。明式家具的雕刻装饰主要以浮雕和线雕为主,清式家大红酸枝交椅具雕刻多用透雕、半透雕和浮雕,而透雕与浮雕结合运用较多。透雕的运用使家具的纹饰丰满,尤其双面雕,追求圆雕的效果,视觉感觉丰厚,展现了清代家具富丽堂皇之美。

清代家具上的龙纹雕饰-中国古典家具网

    清式雕刻装饰主要有以下六类:

    一.云龙凤雕刻纹样

    云龙凤是清代最常用、变化最多的家具雕刻纹样。尤其清代的龙纹雕饰,是最具典型皇权象征的纹样,多是气势磅礴,雕饰繁复,到中后期气势更为壮观。以龙为主题而演变出来的夔龙、草龙、螭龙、拐子龙和苍龙等纹样,都是当时清式家具的创新杰作。易经云:“云从龙,凤从虎”,云纹象征高升和如意,在大红酸枝收藏云纹和水浪中配以龙的形象,也是清式家具雕刻纹样中常用的处理手法。

    现藏于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的一件清代紫漆描金透雕大宝座,长1.55米,宽1米,高1.29米,尺寸庞大,气势磅礴。周身遍体,除了座面都是透雕拐子螭虎龙。螭虎(即螭)是一种无角的小龙,虎首龙身,尾也似虎但稍长,四肢矫健有力。龙体多作S形运动,或挺胸昂首,或左右顾盼,动态灵活,神态憨朴。该宝座虽然尺寸较大,但由于通体透雕,也不显得笨重,体现了皇家雍容的豪华气派。

另外,我们可以对列为《燕几图》作者的黄伯思稍作了解。上海辞书出版社将流散海外已久的残本《永乐大典》17卷影印出版,新出大典卷有《黄长睿集·跋章草鸡林纸卷后》,其文云:“政和丁酉岁五月二十一日,于丹阳城南第曝旧书,得此鸡林小纸一卷,已为人以郑卫辞书盈轴矣。顾纸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体书章草《急就》一卷藏于家,庶几颜文忠牒背书藁旧事云。”另检此文亦见于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5]。“政和丁酉岁”为公元1117年,黄长睿以“父”自称,年纪应较大,符合史者考证黄伯思生卒年的说法。根据史家所考:黄伯思,字长睿,一字长孺,别字霄宾,号云林子。对黄伯思的历史评价为:天资警敏,好古博学,长于考古鉴赏。他的姻亲李纲称其于经史、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又好古文奇字,钟鼎彝器款式、体制悉能了达,详予辨证。从《跋章草鸡林纸卷后》也能看出黄伯思其人确实是好古博学之人。

    清代一对紫檀椅靠背透雕二龙戏珠的纹样,两翼龙相对而视,以球为中心轴,上有火焰,双龙乘云起,驾雾飞,盘曲回转腾跃,奔腾在云水波涛上戏珠。其雕刻工艺精细,气势宏伟。“龙珠”是明清龙形总体结构中的创新,“二龙戏珠”在清式家具的雕饰纹样中常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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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花草植物雕刻纹样

    清式家具花草植物雕刻纹样主要有卷草纹、灵芝纹、缠枝花卉纹、缠枝卷草纹、卷草灵芝纹、宝相花、海棠纹、莲花以及梅兰竹菊等纹样。清代乾隆时期的一对黄花梨太师椅的靠背、扶手端部是较大的拐子绳纹,靠背板、腿和牙子皆浮雕卷草纹,其形制是典型的清式家具做工,造型典大红酸枝龙椅雅端庄,富丽华贵。清代晚期的一套红木太师椅、方桌是厅堂内的家具。太师椅的靠背、扶手及方桌的牙子,都是透雕或雕饰灵芝纹,其雕工流畅,打磨精细,造型厚重,虚实相间。清中期6扇杉木屏风的上部窗格透雕,中间饰以梅兰竹菊纹样。古代文人称梅、兰、竹、菊为“四君子”,君子指道德高尚,具有情操气节之人。而梅、兰、竹、菊作为植物花卉,具有接近的品格。“四君子”为借物言志,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乐观的精神。

    三.几何形类雕刻纹样

    几何雕刻纹样多以简练线条的组合变化成富有韵律感的各式雕刻纹样,如回纹、拐子纹、云纹和冰裂纹等。

    清晚期一件榉木方角柜两个侧板攒接成冰裂纹。另一件清代中期乌木翘头案,框架仿竹节,芯板都是透雕几何纹饰,造型独特,繁缛复杂,是典型的清式家具作品。而且难得的是乌木材质的价格非常昂贵,却能制成如此大型的家具,实在令人赞叹。

    回纹是古代几何纹样的一种,又称“云雷纹”。其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形。因其纹样单位自中心向外环绕连续与篆字“雷”纹相似而故名。此种纹样有的作圆形连续构图,称为&ld大红酸枝大床quo;云”纹,有的作方形连续构图,称“回”纹,是由陶器和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演化而来的。清式家具经常采用的一种雕饰纹样。

    清代中期的一件铁力木五屏风式太师椅,正面的牙板雕饰对称回纹, 靠背和扶手均作攒接拐子纹,顶部曲形连接处线刻云纹。几种几何形的运用,虚实相间,粗柔相配,相得益彰。

    四、中西结合雕刻纹样

    中西结合的雕刻纹样多采用了西方欧式风格的卷舒草叶、蔷薇、大贝壳、西番莲纹等纹样,中西纹饰结合巧妙自然,不露痕迹,堪称清代的创新之举。

    清中期一对紫檀四件柜的柜门和牙板通体高浮雕西番莲纹样,老挝大红酸枝罗汉床纹样做工讲究,装饰繁密,在周边框架点缀的黄铜金属配件的衬托对比下,显得高贵而华丽。西番莲纹样是南北朝时期吸收佛教艺术所产生的图案,柜门上纹样结构采用上下四方连续绞接的形式,环抱中间的宝相花,通过线运的走向、动势、穿插和必要地添加和收放等艺术处理,形成了纹样整体画面的自然之美。

    另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紫檀炕桌,牙板透雕装饰,中间饰有西方洛可可风格的大贝壳,周边牙板、牙头雕饰吸收欧式风格的卷舒草叶,顺着腿部而下,以流苏收尾。清朝中晚期的卷草纹雕饰,受西方家具装饰艺术的影响,更加自由舒展,线条圆润,充满柔情。中国的家具形体却装饰具有西方欧式风格的古典纹样,可谓是中西文化艺术的完美结合。

 对《燕几图》跋文者陈叔方的了解,有利于我们对《燕几图》的价值进行定位。根据书画史的记载,陈植(1293—1362,字叔方),吴郡人,画树石甚有意趣[3]。其自号慎独叟,是宋遗民宁极先生陈深的儿子,家族中前两代都是元代著名的隐士。据书画史研究,陈叔方与倪瓒深交,与袁泰世好,相关交往者有赵孟 、李衍、钱德钧等诸画家。另外,从郑元祐《侨吴集》卷十二《慎独陈君墓志铭》的记载来看,陈叔方力学工文,贯通经史百家,能诗善画[4]。可见陈叔方的身世为宋末名士之家传渊源,本身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文人。流传至今的陈叔方书法中,有一件他写给“存斋隐君”的五言古诗《怀存斋诗帖》。“

    五、仿古类雕刻纹样

    仿古类雕刻纹样如仿古玉纹样、仿青铜器纹样、仿古石雕纹样、或仿古器物的博古纹样等等。清代乾隆时期一紫檀座屏,屏板中部雕嵌战国谷纹玉璧,周边高浮雕龙纹,4个翻卷升腾的龙环绕玉璧四角,对称式分列古玉璧两侧,两尾相连,呈“S”型结构和张力感,使静止的玉璧产生动静,表现了战国时期的活跃气息,牙板雕变体龙纹。整体造型庄重、装饰精美。

    清代晚期一件琴桌,桌面下牙板采用了古璧绳纹的透雕纹样。中间大古璧连接两根绳纹向两侧伸展,牙头上部绳纹沿腿部旋转盘下以龙头收尾,下部绳纹旋转盘回与龙头相接。绳纹上部又有两个小古壁。古璧是古代的一种玉器,扁平、圆形、中间有孔。绳纹最早最应用在鉴别大红酸枝陶瓷上,纹样为绳索印痕的规律性排列。每一个单元大体相同,单元与单元相接处由于用缠绕绳子的拍子拍印,呈现不均匀的重叠。家具中的绳纹一般为镂空的雕饰,常常和古璧结合在一起作为清代琴桌牙板的装饰纹样,其造型不仅仅作为装饰,而且还起到加强结构强度的作用。

    装饰有铜、玉、石、瓷等各种古器物的画面叫做“博古”。也有添加花卉、果品作点缀的,寓意古雅高洁。北宋大观中,徽宗明王黼等编绘宣和殿所藏古器,成《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博古是清代常用的装饰纹样之一,多见于康熙年间。清代晚期一件榉木雕刻方角柜,柜门下部嵌板,就是浮雕博古纹装饰。

    六、吉祥图案雕刻纹样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以来最为流行的一种以祝福为寓意内容的图案。其选题大多是围绕“福、禄、寿”、“富贵”、“吉祥”、“如意”“喜庆”“多子”等意,选取有关的植物、动物、物品和神灵来表达。或借物的象征,或借物以托意,或以物的谐音,或拟人化拟物化,或以象征性符号等手法来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这种吉祥图案也常常运用于家具雕刻装饰中。文字雕刻纹样则有福、寿、禧、禄、双喜、万等。

存斋”就是指沈右,正是正德六年沈津刊本《欣赏篇》内《燕几图》陈叔方跋文中提及的“沈君仲悦”。陈植“录之以传好事者”的《燕几图》正是“图得于沈君仲悦”[2]。在存世的沈右书迹中,也常提及陈植,可知二人交往甚密。陈植跋文中先称赞了“云林居士”的创意十分智慧,后说明了“几”尊贵的来源与用途,最后讲到图得于沈右,更因为“此虽小道,必有可观”而记录下来供后世好事者研究。可见那时的名士对《燕几图》十分欣赏,此图是颇有价值的。因为陈植的跋文中提到的“云林居士”与当时以好古称著的倪瓒同名,所以难免让人怀疑《燕几图》可能是倪瓒所作,但朱启钤先生就这一疑问做了回应。就陈叔方和倪瓒的密切关系而言,在跋文中完全看不出陈叔方与云林居士相识是很怪异的。而无论沈右还是陈植,将宋代流传的文人所制图谱作为珍贵且有趣味的文献主动记录和保存,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而笔者基本上是支持《燕几图》为宋代创作之图谱这一说法的。


 

    清代乾隆的紫檀五屏式太师椅,靠背两侧背板和扶手屏板浮雕拐子龙纹、变体拐子龙纹,靠背中间背板双面浮雕“福庆有余”吉祥图案。“蝠”与“福”为谐音,“八”字的磬形中,作双“鱼”纹,取“磬”与“庆”谐音,“鱼”与“余”同音,从而成福庆有余之意。另一件清代宝座椅,其三弯腿和牙板上雕饰瑞草纹,低矮的靠背上则雕饰瑞草纹和“二龙捧寿”纹。中间为“寿”字,对称两个龙环绕“寿”字,表现对幸福长寿的美好祝愿。

    清代一件核桃木香几,高束腰透雕“狮子滚绣球”,非常精致。狮子是百兽之王,绣球是用绸子结成的球形装饰物,“狮子滚绣球”寓意吉祥喜庆。狮子所滚的“绣球”,是一种协调而有意识的装饰组合,雌雄二狮相戏时,还能想象球内还有个小狮子在里面滚来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