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式样构思的大红酸枝家具对起居方式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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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形式更富于变化

    标新立异、富于变化是清宫家具的另一主要特征,从式样构思、造型设计到装饰手法,其本质上追求的是“新”和“奇”。对此,笔者在《清代家具》一书中有专题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相比之下,圆明园家具在追求奇巧、标新立异方面似比故宫中的家具更甚。稍加思索,不难分析出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功能上看,故宫主要是政务性的宫殿,勤政兼居住,显然更重视正统性。而圆明园是园林,以居住休闲为主,兼朝仪勤政,更注重生活情趣。园林建筑和家具的设计,当然会更强调装饰性和情大红酸枝价值趣。二是故宫的建筑传统而单一,即便是乾清门以内后三宫的居住建筑也是传统的中式宫殿风格。而圆明园建筑既有大红酸枝书柜正统式样宫殿如“勤政亲贤殿”,又有江南风格的园囿;既有中西结合的建筑,又有纯欧式建筑“西洋楼”。在同乐园还有模仿民间的街道商铺,俗称“买卖街”。在其北门一带甚至还建有田园风格的乡村草屋——“北远山村”内的“稻乡楼”。不难推断,圆明园内配置的家具当然也会是千奇百怪,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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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圆明园遭劫后家具大红酸枝行情流散的经过,在有关资料中未能查到。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据北京城南几位过去的鲁班馆(原在东晓市一带)木工师傅相告:他们听老一辈人传述,1860年英法联军纵火焚烧圆明园和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两次抢劫的行为和方式都十分相近。他们先是将掠获的物件(包括相当数量的家具)拉到天坛南门内的大空场及附近的使馆,随后组织分赃性的内部拍卖。因家具尺寸较大,未能全部拍卖掉,又不便于都运走,所以侵略军在离开之前又组织了对市民的出售。因东晓市在天坛的南门附近,工匠们说这也是代表北京家具风格的硬木器行“鲁班馆”早年能在此处扎根的原因之一。

    圆明园实在是太大了。被焚毁后,残存的建筑内还有相当数量的门老挝大红酸枝皇宫椅、窗格、隔扇、家具及精美的内檐饰物。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因社会动乱,圆明园又不断遭受盗抢袭扰。至民国时期,园内所有物件最终被洗劫殆尽。

    据传,清政府于光绪年间试图重修圆明园时红木大红酸枝,在京城广发告示,并派员督办收缴流散在京城的圆明园遗物,但此行动实际上流于了形式。记得当年鲁班馆的匠师们还能很具体地向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某位曾被慈禧太后认做干儿子的贝勒,是收缴的官员,中饱私囊,将缴来的家具据为己有。后来,笔者确实在其后代的家中看到了这些家具,其中包括一对硕大的紫檀大四件柜,其八扇柜门满雕的花鸟纹与雍正时期清宫琺瑯彩瓷器的花鸟纹饰的画片如出一辄,精美无比。一个硕大的紫檀坐墩,大弧度的腿足均由整料挖出。其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对紫檀彩漆多宝格,形式之繁复,超过笔者所见到的故宫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所藏的几件相同形式和做工的多宝格。这三件令人称绝的家具,无疑应是圆明园之旧物,也印证了老人们传言的真实性。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陆续发现的清宫家具的数量可以证明,当年从圆明园流失散落在北京地区的家具为数不少,追根寻源还可以获知当年这些家具在北京的三个主要流向:一是被古董铺所购,二是被北京的硬木家具修理和制作作坊(如鲁班馆)所购,三是零散地进入了百姓之家。

    当年古玩铺和鲁班馆所得的这些家具,有不少又转售给了京城的几家大户人家和一些较有名望的老字号商铺。如关伯珩(冕均)关家,郭世五(葆昌)郭家,朱幻平(文均)萧山朱家,同仁堂乐家等。这些大户人家家中和不少有名望的店堂内都收藏有相当数量的清宫紫檀家具。朱家溍先生曾相告:他家中的近三十件紫檀重器都是在民国初年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古玩铺送到家里来的,其中特别精美的几件重器如紫檀叠落式六足大画桌、紫檀嵌白玉小宝座、紫檀雕古玉纹大架几案、紫檀雕蝠庆纹大罗汉床,有可能是圆明园之物(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批家具已由朱家捐赠给了承德避暑山庄和浙江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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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售出的家具之外,京城的古玩铺和鲁班馆也留下了不少精美的家具,其中一些作为珍品陈列在店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东、西琉璃厂的诸家古玩店中,都陈设有清宫家具。尤其以宝古斋、虹光阁、韵古斋、敦华斋、庆云堂、悦雅轩几家店中的家具,既多且精,令人称羡。据老匠师们回忆,当年鲁班馆各店号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美器。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这些精美的家具又聚在了一起,归于北京龙顺成硬木家具厂。较早对家具产生兴趣的爱好者和收藏家们无人不知:北京龙顺成硬木家具厂当年有一个很大的家具库,里边的家具堆积如山,其中不乏清宫家具之重器。

这类大木作的结构逻辑,随着高型家具的发展,在家具的结构上也逐渐体现。Ⅲ型是趋于成熟的大木作结构,能支撑巨大恢宏的大型木构建筑。而家具形体小,结构支撑形式要简单许多,隋唐到五代的家具结构在构造上体现出与Ⅰ型、Ⅱ型大木作结构的密切联系:Ⅰ型与家具中厚面子的大型壸门床榻的结构相关,也为后世高束腰形式的受力逻辑和审美打下良好的基础;Ⅱ型与简单框架结构的桌凳、辽代加矮老无牙板的家具形制有结构上的逻辑联系,家具运用枨就像Ⅱ型运用阑额。可以说,大木作的结构发展影响高型家具结构的合理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图2-9)。

  &nbs印度大红酸枝p; 当年散落在民间的清宫家具,有的一直保存在京城,有的则随时空流转,流散到了全国各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八十年代中国古代家具收藏热潮兴起之后,一些“倒爷”们(北京人对古旧家具商的尊称)如“水银泻地”般地(王世襄先生的描述)又在全国范围内将这些家具陆陆续续地“挖”了出来。有的器物甚至是从内蒙古、甘肃等边远地区被“淘”出来的。可惜的是,因保存环境较差,加之饱受动乱的磨难,这些从“纯民间”再寻回来的物件,几乎没有几件完好无损,多数仅余一些残损的部件和饰件。然而即便是残件,仍有相当的艺术和工艺价值,类似瓷器的瓷片,不仅仍有收藏价值,对研究而言更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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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流落在海外的清宫家具,保存相对较好。当今,美洲和欧洲的大型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清宫家具。多年来,在国际两大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德的拍卖中,偶尔尚能见到几件清宫家具。这些家具大多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私人收藏。

    笔者回忆近三十年所见到的流落在故宫之外的清代宫廷家具,总数过百件,件件富有个性,很多工艺手法和设计之绝更是令人称奇。相信见过较多的这类器物的人士,当有这样的体会:当年圆明园中陈设的家具会比故宫的更为精彩。若有朝一日,能组织起一个大型的展览,全世界收藏有清宫圆明园家具的公私收藏机构将其镇馆之物贡献出来,使这些幸存下来的宝物能成规模地再聚集在一起,让今人一睹其整体风采,再现历史上曾有过的灿烂和辉煌,实为一件幸事。

图2-9 《勘书图》局部

在南北朝巨大的文化变革期,严格意义的古风家具从根基上开始动摇,新型的起居方式发展,家具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汉传入的“胡床”因其便利在这一时期运用广泛。根据易水先生的统计,胡床的使用范围有:行军作战用、宫廷内用、家居随意安放用、行路过程休憩用、狩猎竞射活动用等等。

(2)南北朝间壸门装饰非常发达,汉代已有的类壸门结构在形制和装饰上发展,成为后世典型的壸门样式,也是宋以前高型家具最主流的结构,是“古风”变异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大同北魏中期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屏风漆画中的榻就是南北朝期间典型的形制:四面平结构,四角板足直角连接,板足内侧间以火焰样牙条连接(图2-10)。火焰样牙条这种形式,笔者认为与北魏人信仰的“祆教”有关。“祆教”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其最主要的元素——火焰在家具上的表现就是火焰状的纹饰,运用在家具中就演化为锯齿般火焰样的牙条。这种造型可能在佛教影响下逐渐变得柔和,与须弥座、莲花等形态融合成为壸门的曲线装饰(图2-11)。由于壸门箱型结构能满足高大家具稳固的使用要求,因此,南北朝以降壸门形制成为主流(图2-12)。《北齐校书图》中有一件大型的壸门床榻,壸门券口开光,由板足的曲线连接壸门牙条,为加固结构,床榻托泥中间加直枨。此床榻形制已相当成熟,是壸门式家具在南北朝长足发展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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