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具的流变对传统家具研究深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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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木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具的变迁,从形制、风格到起居方式,与木构建筑的演进相适应。比如,秦汉时期的低制式几、案、榻等古风家具,与当时简拙的建筑形式和席地的起居方式是相适应的。

中国传统家具变迁的第一次大转折以丝绸之路为背景,西域交通史提供了高制式家具传入华夏的清晰线索。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吸收和涵化过程,在隋唐和五代的绘画和实物资料中,已可看到成型、成套的高制式家具蔚然成风,入宋以后犹然。如果说木构建筑的形制样式受制于唐营造律令,定格于宋《营造法式》,完成了从“古风”向“古典”的蜕变,那么宋代家具普遍地从低制式转化为高制式,是否也意味着与建筑演进相伴随,完成了从古风家具向古典家具转型的历程,从而促成了“宋式”的登场?进而,若此说成立,那么“宋式”是否为“明式”的前世或先河呢?大红酸枝家具

如此看来,就古代家具的流变脉络而言,不究宋,何解明?然而这一富有魅力的挑战性学术命题,长期以来似乎并未被学界充分关注。

梁旻博士就是以此为出发点,从宋《燕几图》和明《蝶几图》的比较入手,将形态解析、类型比较、史料佐证和逻辑推理相结合,既发掘了传统家具匠艺文心的深层内涵,也触及了其社会文化的广泛外延,从而得出了高制式古典家具流行于北宋的贵胄坊间,滋养于南宋的儒雅内敛,并为后来经典的“明式”奠定了基型的研究结论。

本书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书中既有宏观叙事,又有微观剖析,不少段落都可圈可点,是一篇有创意且用功用心的传统家具史论,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观察力和思考力。愿本书的出版,对推动我国传统家具研究有所助益,对作者学术水平迈向新的高度有所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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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的观点可知,民族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起积极作用的主导力量,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这种民族精神在本质上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本质特性。中华民族精神基本凝结在《周易》的两句名言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民族的一种发奋图强的传统,“厚德载物”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在文化发展上具有兼容并包之意。正是这种民族的本质特征推动着历史、文化的前进。 这种本质精神反映在造物活动中,或者落实在家具设计中,则要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地吸取优秀文化的内容,兼收并蓄,从而创造出适合表达现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家具样式。所以,现代中式家具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这种深植中国传统之中的民族精神所推动的。
(3)文化与美学内蕴
中国文化与美学内蕴一直保持着自身统一和系统的体系,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体系有着较大的差别,尤其是美学观念和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表现出内敛、含蓄、深沉、博大的气质,而西方文化则以理性、逻辑见长,这与中西不同的造物文化的形成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中国美学中所追求的“气韵”(谢赫《古画品录》中提出“六品”,气韵生动为第一品), “虚实”(《考工记》中提出的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和意境都使得东方的审美观念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国画中的线条美、空间布局和飞动之美已成为中国美学的典型符号象征。它们在家具及其他造物中,都被广泛地应用。中式家具中对线条的运用、构件连接中的榫卯结构及装饰附件与整体的虚实层次,都是中国美学内蕴的一种外在表象。随着人们对中国文化及美学的关注愈发深入,中国美学所展现的境界则更加深远。现代中式家具作为一种包容在中国文化与美学范畴内的造物,自然要受到这种美学观念的影响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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